在广州7年，从最开始的三四箱行李，到现在满满一整屋的各式用品，这是随着生活而产生的物品，也是一天天日子的具体记录。每年都会拖着箱子从广州到长沙，从长沙到广州，虽然广州从来没有给我过归属感，但久了，长沙也变得越来越陌生，连走在街上，满街人和我说一样的长沙话，都会忽地觉得很诧异，怎么都说长沙话了呢？照道理，到了我这种年龄的女孩应该是向往安定了，为何，每当我生命里出现安定的迹象就让我好生害怕，难道，难道就这样了吗？

        7年，我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的饮食，连做梦都会想起手撕鸡；但7年，我仍无法习惯这里土到骨子里的那种小家子气；7年，认识了各种各样性格迥异的人，他们有些有让我折服的智慧；有些有让人羡艳的财富；有些有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傲骨和才情；有些人情感细腻、丰富、深刻，却从不表达，但依然感人；有些人情感泛滥，却总能忽悠到人；当然，和任何地方一样，更多眼见的是卑微、猥琐、无奈和妥协。在百样的人生交织的空间里，我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成长期。对于那所说起来百感交织的大学，记忆滤过后，剩下的大半部分还是好；而现在所在的单位，纵使有再多的不好，因为两个人，一切都变得值得。对于命运让我来广州，在过往的7年里，无怨无悔，心怀感激。

       7年，不包括在曹卉那里住的一个月以及在研究生宿舍顶名偷住的那段时间，前前后后搬家有9次。我自己也没觉得有多么颠沛流离，但数数还真是9次，自己都吓了一跳。最长的，就是现在住的房子，在这个算不上大学的校园，我居然住了3年，再回来，就要和这里彻底说拜拜了，对于本不喜欢的，还真是一点留恋都没有，物和人，皆如此。反过来，那些深刻的，却像梦魇一般，闭眼即现。

       明天的这个时候，已经在回长沙的火车上了。这么多次了，但我仍然无法平息每一次出发和到达的激动。而这一次，这一次，你是否看到我注视你侧脸时，眼中晃动的泪水？结束了，开始吧！

       还是想起那首诗：

     我好想

       在那繁星之中，

有一颗

      来指引我的一生，

      走过未知的黑暗。

           在每一次启程前，不够坚强的我，总是需要它来给我力量。

         我们听到她的名字不会感到肉体的痛苦，看到她的笔迹也不会发抖，我们不会为了在街上遇见她而改变我们的行程，情感现实逐渐地变成心理现实，成为我们的精神现状：冷漠和遗忘。其实，当我们恋爱时，我们就预见到了日后的结局了，而正是这种预见让我们泪流满面。

                                                                                                                                              ——普鲁斯特

         曾经有人和我说，足足一年时间，他漂泊在英国的各个角落，听不懂英语也不说话，唯一的安慰就是看一本书，那本书是《追忆逝水年华》。当被孤独包围，更孤独的文字是让我们得到安慰，还是给泪流满面一个机会，以我的经验，是前者居多。所以今天读到一篇黑塞批判论，他可以够理性地批，我就可以够任性地驳，黑塞就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最近一直在听罗大佑，想想中学时候扮深沉猛听过那么一阵，虽不说那种喜欢是假的，但肯定感受不一样，十几年前的喜欢来得直观，来得简单，说不出原因，属于情绪的产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离开了。重新回来，最爱的当然还是那几首情歌，但这回，从歌词的内容到音乐的形式，无不让我感觉到无奈和坚持，那么悠长，那么孤独，那么渴望。以前小M跟我说要把爱情放在远方，而现在，我觉得爱情永远只在远方。去年罗大佑上《锵锵三人行》，马家辉说他唱《恋曲80》时，对爱情不屑一顾；唱《恋曲90》时开始玩纯情，回忆乌溜溜的黑眼和笑脸；而《恋曲2000》的时候，爱情却变得神圣、恒久。我很想听罗大佑自己说这种变化的原因，但节目没有做到那个份上。

        人真可怜，一方面，爱情是信仰的来源，是一切的出口；而另一方面，它又那么高不可攀，那么不容瑕疵。千古年来的诗句都在倾诉苦无知音的孤独，生命那么需要的，却是现实给不了的，求都求不来。

        最近很多朋友结婚，看着那些华丽的场面，那些洁白如雪的婚纱，一个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开始上演，像小时候玩过家家，这场仪式后，就得一直玩下去了。如果对爱情的追求只是玩好这场过家家的游戏，双方都全心全意演好自己的角色，除此，别无他求，要只是这样，就简单多了。但是那种可以让人守候千年，如洪水般将人吞噬，如明镜穿透人所有思想，占据心灵，如梦如幻的爱情，当被过家家占据位置后，他们，他们怎么办，让我如何舍得认命，舍得放手。这一点上，我认，傻人是福。

        教师节刚过，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一位让我尊敬感激的人，他是我中学的班主任，带了我6年。此生有幸，可以遇到这样的好老师。他刚成为我老师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大学刚毕业，而我读初一。然后是成长岁月里最美丽的6年，6年里，他都是我的老师，只是高一那年，我没有分到他带的班，那一年，他只教我历史。为此，我天天想各种办法转班，但都以失败告终，幸好这种日子不长，分文理的时候终于分了过去。能由他送我毕业，看着我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是我高中时代的梦想，这个梦想实现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画幅画送给他，也一直想写一篇好长好长的文章，我以前希望那篇文章是要好过《藤野先生》的，虽然现在不会这么幼稚的去想写文章要好过鲁迅，但这种运量多年的诚心之作，是我今天的能力不能承载的。

        刚去老师的博客，他回忆自己的十年，写02年的时候，他说他送走了一届带了6年的学生，他说的是我们；写03年的时候，他说他走在校园里，几乎没有认识的人；他说每一届每一个学生都是不能复制的，机会只有一次，不可重来。留在长沙的同学真幸福，可以在任何想念老师的时候去找他，可以随时像朋友一样和他喝酒吃饭聊天，就像老师博客里说的，在记忆里，也在现在。而我，基本只能用记忆来维持所有的情感和交往。

       高中毕业以后，再没有碰到会让我在教师节去想起的老师，估计以后也碰不到了。不过我觉得像现在这样，把这个位置留给一个份量够足的人，已经很好了。     

        很多电影很好看，很多电影很经典，很多电影很哲学，但不是很多电影让我真正很喜欢。今年看到的好电影不多，但看完《海盗电台》我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不是感动，是像MJ的粉丝们见到他哭成一片那样的激动。在我16岁刚开始听摇滚的时候，我期待这样一部片子；在我大二和一群男生夜夜看球吹啤酒瓶的时候我期待这样一部电影；在我大四将自己所有激情和能量拿出来做那本至今唯一喜爱的设计作品《我爱伦敦》时，是多么想一头撞进电影里那个年代，身旁充斥的全是我喜爱的色彩和音乐，以及那么多和我爱好一致的青年，犯不着和那些在物质精神极度贫乏，在无产阶级工农意识下长大的土鳖老师们解释什么叫英式；而现在，在这个无激情可言，离“西化”很远的单位，早无锐利可言的我，又这样冷不丁的被这部梦里见过千万次的电影击中，周身血红细胞不安分地往皮肤表面窜。

        这是部情节简单得没多少可说之处的片子，但所有无法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英国青年，却深深迷恋那种调调的人，会知道这部电影和心理的契合度有多高，在听到那些我们热爱、疯狂、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音乐时，便知道，为什么是“激动”了。

          没上来大半年，连月博小姐都混不上了。没上来的时间过得挺可耻的，那些期待着会发生的事情至今也没有发生。又看着一届大学生毕业，最亲爱的小刘妹妹如愿以偿地去了伦敦，在广州告别的时候，我下的士，没回头，眼泪却出来。这种眼泪真复杂，还是做那个追逐梦想奔赴远方的人来得潇洒。几天后和小刘在网上视频，原来还是那么近，在一起腻了这么多年，估计不管到哪，都不会太远。

          要不是看了一个小妹妹的博客，我现在也还是不会写字，宁愿堕落到玩自己都看不顺的开心网，人要“废”不一定要到新西兰，但我要真这样下去，估计没过多久就要去医院了。

          前段一直在看陈丹青，其实读《纽约锁记》锁记之前，我挺不屑看这类风头很旺的公众知识分子的书的，所以我很可以理解身边有人对他本能的排斥，但是老老实实读完《纽约锁记》的每一个字，我真觉得就是小M姐说的，在从我们这行（美术界）出来说话的人里，陈丹青是最好的。于是我在网上找到了他这篇《自我的纪念》，一万多字的文章，我坐在电脑前一口气读完，写得好是肯定的，读完我发现自己完全控制不住，趴在桌上使命使命哭，像是欠了哭一样，越哭越带劲。诚恳的文字是可以感觉到的。我知道我那样强烈的反应也不怎么正常，关键是他的文章从自己十七八岁开始学画说起，然后这么一伙人，往后几十年不同的际遇，再聚首已经是群老哥们，其中有人走了，有人成名，有人赚钱，……我也是十七八岁开始正式进入画室拜师学画，那些画室的日子单纯快乐，还像昨天，却已经离开那么多年。而那些曾经那么要好的我们，也因为各自不同的方向，聚少离多。在对这篇文章的喜欢和感动里有很多私心，但还是坚定觉得他写得好，因为太多文字是带再多的私心进去都感动不了你的。第一次贴这么长的文章在自己博客上，一是真的喜欢，二是让自己开始写字。慢慢恢复吧！

                                                                                                           自我的纪念

                                                                                                                陈丹青

说明：
　　我们这伙人，去年六月聚在一起画油画，为期一周。事后出了本画册，他们起题目，就叫做“7005——重聚”，表示70年代老朋友，2005年又在一起玩的意思。
　　画册的序言，众人推举我来写，于是就有了这么长的一篇文字。其中人事，大半在《向上海美专致敬》一文内提到了，毕竟还嫌粗略，趁此机会，我详细回顾了当年上海油画圈的生态与版图，尤其提到了美专才子的老师，久已被遗忘的俞云阶先生，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我近期花时间写这许多往事——先是要上海人记得除了陈逸飞之外，还有魏景山与夏葆元诸君，后是抖擞精神，向大家宣告远在纽约的木心先生——目的只有一个：什么叫做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可以和学院有关系，也可以和学院没关系。大家会从我的文字中看到：七十年代的画家是怎样地彼此学习、交往、影响、创作，虽在文革，与今天比，又是怎样一种气氛……美专才子是有师承的，木心先生也曾有过师承，即林风眠先生。可是木心先生的文学造诣并没有可指认的师承。他为我们讲了五年的世界文学史，可是当他成长之时，既没念过哪所大学的中文专业，更没有人给他讲世界文学史。
　　此生不幸，我是无学失学的一代人；而此生有幸，我一路遇见许多好老师。今日诸位年轻的朋友比我有幸，能够上大学，可是未必遇见我所遇见的好老师——从前的情形，多是老辈推荐小辈，今时则在我一面，竟是晚辈向大家叙说老辈。大家假如果然对我的文与画有点兴趣，我便要告诉大家，我是怎样学起画画，学写文章的。
　　下面就请耐着性子读我的絮叨吧。

（一）
　　这本图册中的八位上海画家，八十年代后多半离开上海，星散异地：孔伯基、魏景山、夏葆元、赖礼庠、韩辛、我，远去美国；林旭东移居北京，惟黄英浩留在沪上——我们彼此结交，时在70年代初，2005年再聚首作画，其间三十多年过去了。
　　诸位看见的展览与图册，便是记录这为期一周的“私人聚会”。“私人”之谓，意指我们是一群介于师生、同行之间的老朋友；“聚会”之议，则既非组织，亦没有主张，只为难以遏制的怀旧——岁月荒荒，去国久长，上海是这样地变化着，众人近年陆续回国走动，旧地重逢，尽会谈起往昔的人事，其间果然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若有若无的功名，辗转异地的谋生，我们都觉悟过来、经历过来，又怎样呢？现如今，国中的画家与展览比七十年代多得太多了，而我们最可怀念的时光，比来比去，还是无功无名无牵挂的青少年时代，那年代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一天到晚画画——韩辛于是率先叫嚷：怎么样，咱们还像从前那样“一起画一次画”吧！
　　因是这样朴素简单的私意，起初好比闲聊，彼此欣快，然而不认真，未曾择定时间、筹划细节。有那么三项意思倒是确认的：一，地点在上海；二，叫拢老朋友；三，什么意图也不必有，单是找来模特，画几幅画……韩辛原与逸飞熟腻，一出口，逸飞即应诺，时在纽约的葆元、景山、礼庠，人在京沪的英浩、旭东与我，也都先后应诺了，今年年初，便大约有了实行的意思。
　　四月十日，逸飞忽然病故。那天夏葆元适巧飞赴上海，韩辛早就在沪，而逸飞不治的前一天我也出差来沪，翌日闻知噩耗——仅在一年前，我历数七十年代上海油画精英，写成专文《向上海美专致敬》，现在，我文中忆及的人物不期而至到上海，谁曾想逸飞遭遇不测？四月十三日夜间，我们围坐餐馆谈论他的故去，九点多，包间电视播出中央台纪念逸飞的专集……此后，众人“一起画画”的计划仿佛获致切迫而郑重的理由：我们望见了死亡么？这念头说来既虚幻又真实：故友不在座中，允为常态，逸飞若在，此番因故不来亦便罢了，现在他骤然离世，则众人原本封存完好、不意有变的记忆，岂不为之一动，我们不禁要来做些什么，重窥旧梦，弥合往事，况且早有韩辛的动议在。
　　那夜灯下我们彼此顾盼，个个气色俱佳，尚称顽健，而景山、葆元、礼庠均已年过六十，我与旭东五十开外，韩辛当年最是年少轻狂，今岁也知其天命矣，而他的“知天命”，便是偏要来“举”这不事之事——五月间，性急的韩辛与众人几番商议，时间定了，六月二十三日开始；地点也定了，是汪大刚慨然提供他在市西的庞大工作室；闻讯而来协同办展的好事者，是海莱画廊的董玮女士——此事原不在议中，然而顺理成章，亦属美谈——旭东久在北京广播学院供职，有学生在沪，聚会期间的影像记录不在话下……
　　到得那一天，我飞抵上海，循址登门，一眼望见大画室经已支起八具画架，画架旁每人一方小画案，画案边堆放着整箱的颜料，成叠的画布，另有两具仿明卧塌，两副巨大的屏风，两位人体模特披衣待命……嗜好画画的人还指望什么呢，大家先后到齐了，走拢、握手、上海话，随即散开，各自选定自己的位置与角度，开始排列颜料。忙乱间，我不禁时时四顾，潜意识仿佛在为各人验明正身：葆元、景山、礼庠、伯基、英浩、旭东、韩辛，还有我。
　　逸飞不在。其实只要我们这帮家伙在，等于他也在。

（二）

1971年，景山、礼庠二十八岁，葆元、英浩二十七岁，逸飞二十五岁，我与旭东十八岁，属羊的韩辛，十六岁。
　　那时景山、逸飞被分配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葆元、礼庠被分配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与上海印染一厂，油画遂成业余。1970年前后，这几位美专才子经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作画，借出单位，集中创作，油画巨制《黄河协奏曲》组画便成于当年：逸飞作《黄河颂》、葆元作《黄河忿》——当时任职《文汇报》美术组的英浩是创作组主要筹办人员——礼庠创作的《秋收起义》，面世更早。景山则被借调另一部门作油画《红色娘子军》——我在山沟落户时长期珍藏着这批小画的明信片，在油灯下反复察看画中准确而潇洒的笔触、边线，以为那是“外国人”画的——但我初识景山的记忆是在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隔着馆外篱笆缝，我伫足窥看，有位画家正在窗边画油画，画的是鲁迅到上海。画面上，鲁迅横披围巾，捏把伞，画布前，那画家也是围巾横披，手里一把油画笔，静静地画，我记得看了许久，不知道这位清秀的男子名叫魏景山。
　　其时我一脸青春痘，与旭东分别在赣南与赣东北山村插队落户，前途茫茫，悠哉游哉，一年内总有小半赖在上海，涂抹素描油画之类，边上旋转着三十三转七十八转古典音乐老唱片。韩辛无事在家，隔三差五自行车飙过来，每次必是一大叠水粉画扔在地板上，高声叫道：讲呀！怎么样？提提意见吧……大家哄笑，笑他只为等几句夸赞。
　　其时我们尚未识得孔伯基老师，他比众人年长，任职上海戏剧学院，七十年代末文革收束，我记得他与女儿来我家，热情洋溢，看我的画，也竟带着一大叠自己的风景画给我看：原来他使用油画棒作画，以今天的说法，他是文革时期的“前卫画家”，与他的同校同事、日后成名的陈均德一样，从不参加沪上的官方展览。
早早参加过官方展览的倒是年纪最小的韩辛。1974年，江青授意，张春桥下令，上海美术馆举办包括林风眠、丰子恺、关良、吴大羽、程十发、朱屺瞻在内的“黑画展”。韩辛那些野兽派式的水粉风景画，天空画成鲜绿、草木画成粉红，绝对属于革命绘画的异端，于是这位少年的“反动作品”与当年被视为“颓废”的葆元的单色私人组画，及另一位戏剧学院青年教师李山的灰调子风景画，也竟忝列其间——得意啊！那年十九岁的韩辛至今反复申说：在展览会场他与几位著名老前辈坐在同一条凳子上，恭听上海美术党官的训斥与批判。
上海滩七十年代的“美术版图”，大致如下：刘海粟住在复兴路重庆路，颜文梁住在淮海中路新康花园，关良住在永嘉路，林风眠住在雁荡路南昌路，张充仁住在合肥路，吴大羽住在延安中路茂名路。六十年代末，这几位民国遗老才从抄家批斗饱受惊吓，检得一命，年龄大致是在六、七十岁之间，缩在家里，求生等死，等死而求生。景山回忆，他曾受油雕室委派将大羽先生的月薪送过去，主人避不出见，临街大门开扇小孔，家人伸出手来接取工资袋……。
　　美专才子的老师们，年龄大约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周碧初住在新闸路，俞云阶住在太原路，孟光住在思南路……人也给斗过，家也给抄过，毕竟中年，苦得起，71年林彪事发，72年中美建交，文革乱世形势转缓，大家透口气，始得走动谈笑过日子，晏在家里聚几位学生，画点画。
　　文革是年青人的时代。上海准官方美术界起用的少壮派便是六十年代末上海美专毕业生：魏景山、夏葆元、陈逸飞、赖礼庠、王永强、邱瑞敏，刘耀真，任丽君……同时，虽非科班出身，身为中学美术教师的青年画家，是七十年代迅速成名的吴健与赵渭凉。任职出版社美编兼创作者的，是六十年代即富声名的哈琼文、沈绍伦、钱大昕和雷雨等几位中年画家。
　　此外便是一大群“业余油画家”，身份虽叫做“工人”或“知青”，本人都是文革前中学高才生，家世大抵是知识分子、文艺人或资本家，名单开出来，有汤沐黎、徐纯中、汪铁、徐文华、许明耀、夏予冰、何祖明、周长江、王申生……年龄再小下去，便是如我辈无业知青迷画画，七十年代初正不知有多少，寻师无门，出师无名，画画的功架尚且眉目不清，惟在闾巷间不成帮派的弄些拉帮结派的勾当，诚然是美术圈外的小鱼小蟹——我与旭东的上海户口早被勾除，年年回返，正宗盲流。江南沪籍分赴各省的“知青画家”，日后在美术界叫得响名字的，计有刘柏荣、沈加蔚、刘宇廉、陈宜明、李斌、华其敏、冯远、李智久、程谷青、潘衡生等等。
　　今日美术界小青年，个个专科生本科生，动不动硕士生博士生，然而全都自认卑微，抬眼仰看密密麻麻的教授、名流、史论家、策划人，还有一级管一级、一层压一层的美术党官——整个七十年代，情形反过来：我们这群官方美术界外围的草狗个个腰背挺直，目光自信，径直闯进油调室或各种官方美术机构，寻到要想寻到的人，自报名姓，坦然开口，讨教、结交、做朋友，只要画得不赖，先后便给借调专业机构画创作，堂而皇之参加省市美展或全国美展。
　　七十年代是无以名之的年代。那是文化饥荒的灾年？是的，然而年轻人要画画，青春于是抵御饥荒；那是文艺极权的盛世？是的，然而年轻人要来往，极权于是激发骚动；青春与骚动并不就是艺术，可是艺术不能没有骚动与青春——那些年，民国前辈见到中青年画家，客客气气；中年画家见到小青年，握手言欢。哪届美展出现哪个陌生的新名字、像样的新作品，即刻交口谈论，自行车骑过去见见：没人有学历，没人在乎学历，然而谁都在乎才气与作品
　　北京、天津、广州、杭州、重庆、武汉、沈阳、哈尔滨，七十年代各各聚汇着这样的画家群。我真想知道，各地画家的师友们，可曾依然惦记着昔日的情份？

（三）

　　油画在中国的兴盛，起于民国；民国油画史，几乎便是上海现代美术史。五十年代，共和国美术登场，六十年代，苏联油画全套美学与技法开始统治所有美术学院的美术界，及至七十年代，民国那段“上海美术史”早已被切断、中止、遗忘。
　　民国的一切属于“解放前”，仿佛古代，仿佛前世：在我记忆中，当年二十岁上下的上海油画青年几乎没有上海油画的记忆——我们完全不知道陈抱一、关紫兰、吴大羽；不知道关良、林风眠原是画油画出身；我们知道刘海粟、颜文梁、张充仁、周方白留学法国，住在上海，但不可能在任何美术展览与画册中见到他们的作品——自文革爆发的1966年至1972年，全中国几乎没有画展与画册——徐悲鸿，在我们心目中竟是一位“北方人”，曾经贵为中央美院院长，早已去世，见不到他的画，更休想见到他的人。
　　在六十年代，向往绘画的少年大致“听说”北京有一所中央美术学院，杭州有一所浙江美术学院，我们“听说”那些遥远而著名的油画家：人在北京的，计有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王式廓、李宗津、侯一民、林冈、李天详、詹建俊、靳尚谊、杜健……人在杭州的，计有倪贻德、费以复、王流秋、胡善余、汪诚义、全山石、王德威、于长拱、肖峰……如果谁曾留心六七十年代全国美展，应该记得广州美院的郭绍纲、唐大禧，西安美院的蔡亮、刘文西，南京艺术学院的苏天赐，北京军事博物馆的高虹与何孔德……我们不清楚他们的年龄与辈份，不清楚他们是一代人还是两代人，在少年人看来，他们全是“老头子”。
　　文革肇始，以上名单在美术界全部消失——那时甚至谈不上所谓美术界、音乐界、文学界，所有文艺骤然终止——年长的画家私下语告：林风眠获罪被捕，判刑入狱；侯一民、肖峰被轮番批斗殴打，几至身残；董希文、王式廓同在1973年郁郁病故——当我们在初习油画的年龄（平均14至18岁），国中不再有名师能够教导我们。1970年我下乡落户时，文革爆发经已四年。　　我曾跟随中学启蒙老师、毕业于“行知艺专”的章明炎先生学画毛主席像，初识油画。当我告别上海之际，我的确切的知觉，是不知道此后去哪里获取美术的知识：所有美术学院被关闭了。如同战争初起时没有人预知何时停战，文革初起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美术学院的校门何时将重新开启——小小的绘画圈，在六十年代末处于“历史的终结”。
　　这就是所谓断层。断层的彼岸，民国遗老、共和国第一代画家，一律销声匿迹，虽生犹死，断层的此端，我们长大了。此后，我们的作为倘若也竟能够被称为历史，这历史就在七十年代初刚刚开始。
1972年五月二十三日，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三十周年，文革期间首届全国美展开幕。我们这群知青画家仰望而追慕的对象，除了被恩准起用的“右派”画家何孔德、蔡亮、朱乃正，几乎全是25岁上下的年轻画家：广东的汤小铭、陈衍宁、伍启中，上海的魏景山、陈逸飞，山东的崔开玺，山西的杨力舟，云南的姚仲华、孙景波，军队的刘柏荣……此后大约有将近六年，文革期间的中国美术界众口谈论的便是以上新名字。他们取代了六十年代油画权威，其中，陈衍宁、陈逸飞、孙景波等六位年青画家甚至是1972年全国美展“改画组”成员。他们群集北京，被最高权力挑选并指令驻京修改入选全国美展的“工农兵”作者的画，以便那些当年“政治上正确”的作品能以相对整齐的技术水准，挂上墙面。
　　今日研究美术史的同志们可有谁瞩意于文革“改画组”？今天，哪里还能买到文革版1972年全国美展画册？九十年代迄今，全国美术界集体记忆与官方文本顶多追溯到八十年代初——文革时期的绘画群体，遂遭遇民国前辈同样的命运，成为历史的断层。
　　历史有断层，艺术有师承。断层、师承，是怎样的关系？怎样的形态？

（四）

　　在这本画册中，可以窥见三组人物，三段关系，三种影响的来源：魏景山、夏葆元、赖礼庠——包括今次不可能在场的陈逸飞——师承六十年代上海美专孟光、俞云阶诸位老师。青出于蓝胜于蓝，他们几位成为文革时期上海油画的代表人物，超越了美专的老师。
　　孔柏基，与这次未曾参与聚会的陈均德、李山，属于上海美术非官方潜流。他们虽然供职于上海戏剧学院，但在文革期间从不涉足政治主题创作，只画风景画，只关注纯绘画问题。他们的美学上溯两个源头，一端是民国上海油画的余绪，一端是时空遥远的法国印象派、纳比派、野兽派。较之国内其他城市的美术群体，这种精神性的“师承”关系惟在上海有所可能——文革后首届在野画展不是日后声名大躁的北京“星星画会”，而是上海的“十二人画展”，孔柏基是该画展主要成员。
　　黄英浩、林旭东、韩辛、我，则属典型文革时期“野路子”一代，未经学院训练，自始即以所谓“创作”入手，画插图、画连环画、画宣传画。文革结束后，我、韩辛、旭东先后考入中央美院，但除了本次聚会的写生画，其余收入画册的作品悉数作于七十年代，全是我们几位在入学前的习作与创作，诸位有心，便可窥见我们与当年美专才子那种非正式、非学院的师承关系。
　　现在想来，六七十年代上海油画精英的崛起，其实得益于上海解放后美术教育的“弱势”——论级别与师资，浙江美院及中央美院远胜于上海美专。上海美专作为地方专科学校，能够出现魏景山、陈逸飞、夏葆元等数位具有全国影响的画家，是什么原因？
　　详察他们的师承，素描根底大致来自早年就读民国时期老上海美专、后去解放区的孟光先生。孟先生教学，规矩周正，不入格式，未经形成浙美及中央美院的素描套路，此为夏、魏、陈诸位日后发挥自己的才华，大留余地；至于油画创作的直接影响，则他们几位至今感激早岁在重庆师从徐悲鸿、五十年代上海市唯一一位北上师从马克西莫夫的俞云阶先生。
　　俞先生作画，行笔阔大，造型肯定，色彩浓郁。经“马训班”短期训练，俞先生在建国初期的油画实践中，以一己之才，超越了民国上海油画长于风景、静物及单人肖像的局限：他在四十年代绘制的《吾土吾民》，由于意识形态不够左倾，早被遗忘。解放后俞先生创作相当数量的革命主题画，代表作《鲁迅与瞿秋白》，是为上海一地油画“主题化”与“苏联化”的转型之作，虽为政治宣传性质，然而对夏、魏、陈、赖诸位在七十年代率尔绘制巨幅的、群像的主题画创作，俞先生居风气之先，无疑具有指导引领之功。
　　在“马训班”受业同年，俞先生受难，成为右派分子。此后，相较于集中各大院校的留苏派画家及他在马训班的同学，俞先生在历来极左的上海美术圈势单力薄，境遇不平。然而俞先生的戏剧性命运，是政治身份的“不正确”与绘画美学的“政治上正确”——他是苏联油画在当年上海唯一的真传，他未能施展、也不可能施展的抱负，由他的学生，尤其是夏、魏、陈、赖，在文革中获致出乎意料而合乎逻辑的发扬与开拓。
　　详察北京、南京、浙江的留苏画家及马训班画家，在他们的学生中，在文革当年，并未出现超越苏派师承的著名新秀，即便接受影响，也相对间接。此外，我们有理由认为汤小铭、陈衍宁直接蒙受广州美院留苏画家的哺育和影响，但与夏、魏、陈、赖相较，似不具有更为宽阔深厚的文脉、资源与空间——“天时”不在“地利”在，“地利”不利，“人”还在，毕竟，西来文艺及油画的发祥茁育之地，是在上海。
　　当上海美专毕业生出道之时，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七十年代的创作美学，不可能自外于苏联影响。但是上海没有强大的苏派画家阵容，没有北京杭州苏派画家六十年代即已创作的重要作品，因此，当他们开手创作时，甚少心理负担。此其一。
　　具体地看，他们唯一的苏派师承，是俞云阶。俞先生施教，凭的是一流的才具，而不是名校的牌子；他对弟子具有师教的威权，但他不具有政治威权，不像杭州北京的同类名家（几乎都是党员）在文革前即已构成政治与创作的双重威权。此其二。
　　六十年代中期，濒临破灭的中苏关系尚未中止大型苏维埃油画展来华展出。没有证据显示川、陕、粤、越及东北诸艺术学院青年油画家看过那项大展，但是上海美专学生（其时魏、夏正当大学毕业，逸飞尚在预科班）亲眼目睹了小谢罗夫、约冈松、马依申科、柯尔热夫、德加切夫兄弟等苏联名家的重要原作。在他们日后的创作中，这一几乎未被提起的视觉经验的洗礼，至关重要。此其三。
　　我们知道，解放后散在杭州、广州、南京、武汉、云南等地的民国留洋画家，人数极稀，影响甚微。上海一地则集中了民国美术史最重要的留洋画家。颜文樑、张充仁、周方白均于六十年代被请到美专讲授色彩、解剖等课程，而吴大羽、周碧初是美专的在编教师。刘海粟、林风眠不能与当令时髦“苏联绘画”相诘抗，但当影响式微，“人”还在，仍然是一种无可言喻的影响。此其四。
　　油画别称“洋画”。就城市形态及其市民性格论，即便在文革中，上海还是全国最“洋”的大都市。千人一面如文革教条，我们仍然能够从油画创作的趣味、气息与资质，分辨北方、中原、西部、岭南的差异。我们不能想象景山、葆元、逸飞生长就学于上海之外的另一座城市。在上海，在那一时期，在具有性灵的人物中，似乎本能留存着最后的“免疫”与“滋生”功能：他们尽可能抵御被单一粗暴的文革教条所驯服，同时，他们对民国遗留的欧洲美术史印刷残片、对文革中油雕室审慎进口的、被称为“内部参考”的西方美术史图册，作出反应。这种反应，不消说，上海画家要比其它城市的同行来得敏感而准确，犹如上海的西餐早经切断同西方的任何牵连，毕竟是上海制作的西餐。
　　此外，七十年代上海滩已是一座文化“空城”，除了她所遗留的氛围，那氛围虽然布满政治的尘埃，仍不失为上海的氛围。我是在渲染上海的优越么？我们都会承认，自民国上海的文艺盛世灰飞烟灭，今天，上海的文艺终于沦为地方文艺，不再辐射影响，汇聚精英，可是其间有过短暂的七十年代：那是张春桥姚文元的年代，同时，以上海的自尊，我要说，那也是俞先生的弟子们在画布上开花结果的年代。
　　然而当年我们从未意识到这些历史的因缘。

（五）

　　这是一场困难的叙述。人才何以成为人才？我至今难以解释俞先生的弟子们何以超越美专影响，成全各自的画路：不仅仅因为上海美专和俞先生，不仅仅因为苏联。今次聚会，我们捧来各自的旧作，彼此观看，并呈现给诸位观看：这些三十多年前的陈迹，就是我们大家的来路。
　　《秋收起义》、《黄河忿》、《黄河颂》，是礼庠、葆元、逸飞二十多岁时的出道之作，犹如一夜绽开的花朵，此前，这几位小伙子从未画过类似的巨制，而四九年之后的上海油画创作也未曾出现过类似的巨制——论场面阔大，人物杂多，论下笔的魄力与豪放，他们已经摆脱了学生腔，自信、大胆、朝气勃勃，一派雄心。
　　今天看来，《黄河忿》是夸张的，姿态化的，极度浪漫主义的主题创作。然而仅此一役，葆元调度大幅群像画的主次、疏密、起伏、节奏与大块明暗的控制能力，他渲染戏剧场面的张力与想象力，他刻画形象与姿态的主动、果断与概括力，诸位看见吗？整个七十年代，我确信油雕室成员衷心佩服这幅从未面世的大画，那是葆元唯一的大创作，此后他不再获得任何创作机会，虽曾尝试过一些草图，均被当时出身浙江美院的上海美术党官全部否决。在他出道之初，这种蓄意的剥夺从深处挫伤了葆元的锐气，却在当时给予我们这代知青画家莫大的激励。
　　赖礼庠绘制他下一幅倾心之作《当家人》时，迅速摆脱了《秋收起义》的粗率，试图在文革教条框架内刻划单个的、富有人性与深度的形象，那位工人老师傅日常宁静的神态相较于同期大量伪工人形象，真是绝无仅有。这幅作品早已遗失，我记得礼庠在美术馆平静而有风度地接受了否决，不曾流露沮丧委曲——除了逸飞，他的美专同学对当年的文艺极权保持着上海式的彬彬有礼的距离，不抗争，也不求取。可惜黑白图片无法传达原作浓郁的色彩。此后，礼庠也失去了单独创作的机会。
　　稍早，他与汪铁合作的《大钟新声》则是另一文革时期上海画家“想象力”的存证：三十多年前，上海殖民建筑与“无产阶级”激情曾以这种方式混为一体。
七十年代持续创作的幸运儿，是景山和逸飞。他们没有辜负这幸运。很多年后——直到逸飞去世——沈加蔚撰文说出了我们的集体记忆。他说，在全国范围知青画家（多半是上海人）的心目中，景山与逸飞是文革期间真正的“现实主义”。为什么呢？
　　我们都明白文革创作是苏联绘画的恶劣版本，而苏联画册告诉我们：真的苏联绘画并不是“这样”的。当我在1980年创作《西藏组画》时，不过试图追溯起码的关于“现实主义”记忆，而在1970年，写实绘画仅存的那点魅力与细节——灰调子、非舞台化、尽可能真实的光影、劳动者的手脚画出污垢、一张不带革命笑容的脸——便作为“剩余价值”、可能被容许、因而更其可贵的“现实主义”。那是一种以整体作假换取局部真实的“现实主义”，而吞咽式地观看景山、逸飞画中那些“局部真实”，便是我们当年的兴奋点。
　　整个七十年代，这两位年轻人差不多每年都有作品问世，除了1972年合作的《开路先锋》入选全国美展，1977年经老牌军史画家何孔德力荐，接受军事博物馆订件《占领总统府》，其它作品几乎全数被北京上海美术当局所否决，早已遗失，早被遗忘——其中有景山与逸飞另一合作而从未面世的《杨开慧》，景山作品计有七件：《行程万里》，《迎着战斗的风暴前进》《那达慕》，《解放上海》（与任丽君合作）、《毛主席与华国锋》（与韩辛合作）、《陈景润》、《音乐家黄自》，还有1974年入藏的大批写生。逸飞也有七件：《红旗颂》、《南来北往》、《鲁迅秘密读书室》、《鲁迅批判孔子》、《鲁迅给毛泽东写信》、《刑场婚礼》、《踱步》（与韩辛合作）……。这份名单与美国时期的陈逸飞作品何其殊异，而景山八十年代飘然赴美，就此告别了应景创作的七十年代。
　　除了旧友，今天谁识得魏景山？他与逸飞合作，遂为逸飞声名所掩，他天性与世无争，与画也无争。少数友人知道他在纽约寓所有两架钢琴，好几把小提琴。美专时期他便是一位俊美的小提琴手，在纽约，他甚至是当地教堂奏乐班成员——他好比是旧上海的旧公子，若生在民国，便是吴大羽关良那般品性，宁静避世，只知艺术，而他青春年少偏偏遭遇文革，要画那样的画，也竟怡然自得，无怨言，因画布与颜料是纯净的。某日韩辛看他在大画布一角以小笔静静描摹一处细节：你是这样画画的么？韩辛问。
　　景山答道：你说该怎样画呢？
　　他的《行程万里》通篇是富丽沉着的灰调子：庞大的机车，油污的脸、工装与皮鞋，在1972年文革绘画的合唱中，这件作品没有粉饰、情节，甚至没有内容，充满对油画的敬意与自信。它随即被送交“黑画展”遭受批判，然后遗失，图片也没留下，此处无从描述。但1977年景山绘制的《陈景润》原件幸在，诸位看看：苏联影响荡然无存，拉·图尔、维米尔、伦勃朗的灵光潜入一位上海画家的画布——当时景山既不曾去过苏联，也不曾去过欧洲——画面上端留置的大片昏暗，计黑当白，陈景润替代了巴罗克时期的欧洲人，而油灯在桌案书堆中流溢的清辉，在我看来，是旧上海西洋美学投射在七十年代的余辉返照，幽深而温暖。其实，民国油画家远未具备铺衍巴罗克美学的诸般技巧，景山独自做到了前辈从未梦想的事。而当八九十年代国中声称“古典主义”的画家以三流资质仿效欧洲传统时，景山在纽约独自奏琴，完全置身事外。
　　当时我们都知道《占领总统府》的哪些部分是景山的手笔。他不在乎单独创作抑或合作，兀自宁静地描绘，看着物像在他笔下渐渐呈现，呈现到他认为那是绘画。他与韩辛合作的《毛主席与华国锋》，及同期面世的官方版本《你办事我放心》，无须比较。前者适可映证沈加蔚的评断：为什么我们在七十年代惟独承认上海画家的现实主义——这幅从未展出的画可能是四九年后唯一真实的领袖肖像，题旨直抵“革命主题”核心，却毫无虚饰的“革命性”，除了细节写实的快感，那是当年景山与韩辛画兴正浓，率性绘制的游戏之作。

（六）

　　今次我终于重窥1974年景山的那批西藏素描。它们从未发表，因为作者太不在乎，此番众人再三催促，这才翻寻出来——吴作人、司徒乔、董希文描绘西藏时，有一种或许应被称为欧洲素描的“神态”（犹如外语的“语调”）尚未出现，不因前辈未曾想到，而是做不到：素描作为“语调”，需要几代人的拭练与内化——景山这批素描，理应被视为高的意义上的成熟，这时，素描的“语调”方始臻趋“正确”。1976年当我首次入藏，每一下笔，都在回忆景山这批作品。二十多年来，我的西藏绘画被过度谈论，直到今天，我才得到机会谈论景山：他早就画了西藏，对我而言，他教会我不是以素描去陈述对象，而是在对象中看见素描。
这又是难以言说之事。没有铺垫、没有脉迹可寻，文革时期的上海素描何以会出现景山、葆元的笔性：敏锐，轻巧，洗练而斯文。这些素描自觉成为文革作风的反派，同时，固执而悉心地，在没有任何西方氛围的年代，追求西方素描的文气与正脉。
　　列宾初见谢罗夫画品，叹道：我们是犬类，他是一只灵缇——葆元的炭笔素描初为人识，国中的权威们会有类似的惊异么？今次葆元寻回的素描只是当年的数十分之一。除了列宾与谢罗夫兼而有之的影响，他的趣味延伸欧洲：柯罗惠支、德加、初伦、萨金特……他着迷于轮廓线的精准、肯定、悠雅、帅，不理会北方素描刻意强求的体积与结构；他的素描全都带着“忧郁”的气质，那是“工农兵”美学的异端，而文革素描中的工农从未能像他那般，被画得极度肖似、传神、真切。这些珍贵的写生留下了七十年代上海人今已丧失的内在的悠雅，然而即便是彝民或者陕西老汉，也染上葆元的目光：上海的、以及由于上海而竟仿佛是“西洋的”目光，犹如邱岳峰的配音……。
　　二十多年来，市面上出版了千万册素描教材，以及样式多端的种种个人素描集：素描重又大规模“本土化”，失尽欧洲的气息与教养，不再蕴涵景山与葆元在三十多年前曾经闪现的品性。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得以亲见这些作品，并因此鄙薄文革的素描。那些年我一再被几位美术界“革命长者”规劝、教训、警告：勿学上海素描表面华丽的技巧。我知道他们指得是谁。记得每次默然听训，还不得嘴，我心里充满年轻人的不屑与狂妄。是的，旭东、韩辛、我，还有当时的青年画友差不多个个看不起流行的革命绘画：因为我们在上海滩，因为上海有葆元与景山。
　　如今我们也到了被晚生鄙薄的年岁——有些绘画出现了，有些绘画消失了，新的态度替换旧的态度，一如我们在文革时期的叛逆之心。今次回看旧作，我再次确认当年我们何以狂妄，何以鄙薄：旭东的石膏素描，韩辛描绘祖母的素描，画得多么好啊——三十多年前，这两位兄弟已经沉溺于绘画的纯粹性，为素描而素描。当今学院的绘画硕士生博士生作何感想？旭东与韩辛的“学院”是在自己家里，而景山、葆元、逸飞会骑着自行车到来看画，诚心夸好。韩辛曾经是各种影响的反射体：从野兽派色彩到迹近照相现实主义的细密刻划。他有一路朋友（譬如李山、柏基及其他在野画家）只画风景“习作”，那也是一种叛逆的方式；他会走进家门似地走进油雕室大厅，与景山在同一幅画布前各占一半，轻声聊天，描绘《毛主席与华国锋》，或者，为逸飞的《踱步》描绘那把椅子，那件陈逸飞的衬衫。
　　旭东从不追随外界的影响。有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彼埃尔，他永远活在自己的内心。他生在美国，稍后随父移居巴黎，四岁回到中国，是建国后第一代报效国家的高科技人才的后代。在他上海寓所北窗下，窗外梧桐，我渡过青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和他一起画画，听贝多芬。七十年代末，他与葆元绘制的几套黑白水彩连环画，圈内交口赞誉。东北孩子刘晓东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附中，随身带着的画片，就是旭东的纸本插图，当他与旭东在美院同一宿区，很久不知道对门住着他少年时代崇拜的画家。他在偏远的东北将上海那时的绘画认作“洋画”，那是他日后泼辣无忌的现实主义趣味的起点。
　　可是如景山与葆元一样，旭东从不提起，也不在乎自己的作品。
1986年旭东自中央美院毕业，就职北京广播学院，此后意趣他顾，成为国中电影研究的幕后俠客，是独立电影制作人私相请教并尊敬的人，贾樟柯每一部电影都要个别倾听他的意见，他并促成两届国际记录片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刻他正在欧洲影展工作，偷闲去德、法、意大利美术馆发呆。六月当我们聚会上海，为友谊，也为绘画的情份，整十三年放弃画画的旭东回到画架前，与大家一起写生。

（七）

2005年6月23日至7月1日，再度聚会的八个人之中，礼庠将近二十年无缘作画，葆元近十年无缘作画。景山，则时而画，时而不画，简直如杜尚般超然——我赏悦逸飞无限扩张的雄心，二十多年奋斗，他远远越过所有美专同学，成为他向往的角色；我也感佩少壮成名的景山与葆元，以无言的教养自外名利场二十多年。艺术与名利是一回事，也可以是两回事：我看见，当画布在架，颜料挤上调色板，长期远离名利以至于搁置绘画的旧友——景山、葆元、礼庠、旭东——带着坦然上阵的神情回到画架前，正象三十多年前：笃定、松爽、神完气足。那天，第一位迎向画布毅然下笔的老同志，是夏葆元。
　　韩辛，在我们八个人中间最早去到域外，那年他才26岁，去和他在北京迎娶的美国媳妇安雅兰共同生活。安雅兰是当年晋察冀边区那位白求恩医生的亲戚，也是文革后首批来京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此后她的著作《把心交给党，把艺术交给人民》，详细回顾了自延安至文革时期长达近四十年的中国绘画。这位美国女士没有将韩辛收入书中，在全国官方美术名单中，她发现她的夫君不在其间。
　　安雅兰是对的。今天，国中大部分同行谅必不了解这本画册中的画家；安雅兰又是错的：我们当代的文艺史从来是一笔糊涂帐，而历史果然糊涂：它纵容多少滥竽之辈，而譬如上海一地的景山、葆元、林旭东，对自己的才华与过去，既不眷顾，也从未出面声张。
　　我不是在陈述美术史——以上故事有何意义？我暂时看不出意义，除了记忆，还有绘画的热忱。逸飞若在，我相信他会破例逃开过度忙碌的生活，脱身前来，重温这无意义的片刻：为老同学所渐疏远，而新上海争相簇拥，现在，他带走了上海媒体持续使用的虎皮——这次，他也出现在这本画册的旧照片上，与老朋友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黑白斑点，穿着布衣，又瘦又年青……韩辛与他第二位妻子在俄罗斯拜访巡回画派名作时，念及我们冲洗列宾作品黑白照片的往事，真想立刻给我和旭东打电话。而当六月下旬我们在大刚的工作室打开音响听舒伯特：一瞬间，众人的神志倏然返回七十年代。
那些天，媒体和友朋不断进到大画室看我们画画，忽然景山停笔笑道：“像不像在油雕室？我们在画画，周围人来人往。”
　　长乐路锦江饭店之侧的油雕室被荡平了，起造丑陋不堪的新锦江。我们的模样居然大致不变，老是老了，远未堕落到不可辨认。各人的脾气还是老脾气，在各种酬酢宴会，我暗自惊讶：景山与葆元仍然腼腆而矜持，不言语，除非谁要葆元再学两句俞云阶先生的常州话……逸飞在座会怎样呢？韩辛可比当年唠叨多了，不断叫道：“开心啊真开心！又在一起啦！”我们照例轮番嘲笑他，他一再提醒大家：他已经年届五十岁。
　　画不会老，但会陈旧泛黄，谁有兴趣看？孟光和俞云阶先生早已过世，逸飞若在，我猜，他和我们一样，知道自己最珍贵的岁月是在七十年代。如今绘画变得那么值钱，我们撮拢这些泛黄的纸片与画布，只想当面兑现永逝的韶光，为此群相聚首，个个如堂·吉珂德，认真排练了一幕早经过时的戏，在戏中扮演，并纪念我们自己。
　　我们演得好吗？没关系。我们还在画画，画得很高兴。
     2005年10月30日写在北京

       前天晚上的月亮好漂亮。不明不亮。坐在车里看着看着，想起原来喜欢的一张大尧的画，印象中有树影的，但是回家看了才发现是两张画，看到月亮的时候想到一起去了。最近脑子和嘴都很贫，闹腾得很，嘴也就罢了，关键是心里静不下来。看到天上和画里安静的月亮，倍感失落，浮华得慌啊，浮华得慌！

                                                                                                               （两张画的作者都是汤大尧）

       收到通知，我们大学班上要举行毕业后第一次大聚会，地点是大夫山。我收到通知后的第一反应，“春游啊？”虽然对这类聚会本来就兴趣不大，得知地点在遥远的郊区，就更加肯定自己百分之百的不会参加。想想20多个人一起去爬山，还都穿着运动鞋就想笑。聚会嘛，无非就是聊聊天，看看现在都长啥样了，女孩化化装，男孩梳梳头，改变一下互相之间还停留在读书时代的不成熟印象。一堆两三年没有见过面的人跑去爬山，也只有那位生于郊区，热爱郊区，努力用实际行动振兴郊区经济的副班长才想得出来。毕业于师范院校的辅导员非常喜欢她，说她“勤劳、朴素、听话、肯为同学服务……”。

       “勤劳、朴素、听话、肯干”，这是今天这篇博客想谈论的重点，因为我今天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为配合今年的年份，我从现在起，到牛年过完，我要骂谁，我就说他/她“勤劳、朴素、听话、肯干”，富有牛一样的精神和品质，为与“牛人”这个褒义词区分，叫做牛一样的男/女子，简称牛男和牛女。因为我从小都没有得到过老师这样的表扬，所以，对拥有这种高尚品质的人，有本能的反感，如果这人还拥有像牛一样轴的性格，我就恨不得自己智商220，每一分钟都要玩他/她，玩死他/她。虽然从小到大，我身边总有这样的牛男女，虽然据多年观察分析，他们智商一般不超过90，但是我的智商也没有220，而且，小时候家里没有凤凰台，看不了锵锵，养成了我从小太善良的习惯，即使今天有机会，也实在不忍心欺负人家本来就反应迟钝。

        最近老被批评，语言不真诚，我觉得我是属于很吃亏那种，心里真诚，嘴不真诚。叔叔说自己和诗人同志同属心里真诚，嘴也真诚的，没有幽默感也不懂逢场作戏，我说如果他说的成立，那他的感情就是深沉刻骨的，于是自顾自的high起来；小M肯定要说自己也是这类品德贤良之辈，心口统一，但我觉得她和我是一样的，顶多相反。最牛还是小M老公，和我们层次不同，哪种都靠谱，只要他愿意。

        锵锵真好看，只要他们三个老男人在一起，就好看，我真想拜文涛为师，练就一嘴不留痕迹，水道渠成的好功夫。天下有趣的女人都哪去了呢，只要看到这一年多出境率猛高的查牛女，我就烦。每天睡觉前，我必定对自己说一遍，好好努力，做梦都要努力，为早一天取代查牛女，且绝不被人说成牛女而奋斗。

《革命之路》　

     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真以为是《色戒》或《红色恋人》那种宏大背景下的爱情故事。但其实是聚焦中产家庭的生活片。生活片这个说法配这部电影有点轻了，但我也想不出别的。电影放映的整个时间，我看得一身发麻。就这样一部既非悬疑更非惊悚的电影，凭着导演无与伦比的叙事能力和气氛控制力把这个并无多少出彩之处的故事说的震撼人心。真实，不管是电影本身还是演技、拍摄方式这些小元素，都让“真实”这个电影里比较困难的词从观众口中轻易脱出。那么多被生活钳制的梦想和人生，本质的无奈与悲哀，还有人心里那种摆脱不了的患得患失，在这部通篇抑郁至极的电影里一览无余。男女主角是《泰坦尼克号》的两个人，大家都知道名字的明星。正好是10年，再度合作。虽然老了，但演技和气质也相应地成熟了。10年前的《泰坦尼克号》，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奥斯卡，但这回，如果他们中有人得到影帝或影后，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的。个人觉得迪卡普里奥在这部戏里更强一些，放眼全球，在30多岁的男演员里，演技能和他比的，屈指可数，包括那几位让我如此如醉的英伦帅哥，说演技，评心而论，真不如他。只可惜，他的长相太不称他的演技，要么再帅点优雅点，要么丑点，可惜他要长张娃娃脸，美中不足。不过，所有摆在眼前的进步和努力，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春节

        再过两天，春节就正式过完了。我也该结束自己好久不学习的生活，继续朝目标迈进。今年春节很特别，没想到聊天一眨眼变成真实。太多细节和感想，我想还是留在日记本里会更合适也更放纵。谢谢春节之行的每一个人为这次美好集体回忆做出的一切努力。

        马上就要离开广州，回家过年，到了这个时间，深刻觉得一年到头了。往常年月，这个时候，一般都在疯狂地买衣服，买鞋，但现在，居然钱带在身上，看到那么多平时喜欢的服装店在on sale却没有丝毫冲动，连我自己也觉得反常。这个十多天，不想看书，不想写字，不想逛街，每天下班，就是回家看电影，有时一部，有时两部，看过的，没看过的，悲伤的，搞笑的，文艺的，商业的。不想着抒发感想，也不会因为该完成的事情没做完，而心有顾忌，就这么轻轻松松地一部一部看，算是一年到头给自己的奖赏，真的很舒服。

        以前很喜欢的一首声音碎片的歌《优美的低于生活》，被那么多真伪文青们用作QQ签名或博客名，其实，只有在电影里，这句话才真正凑效。电影，比生活简单多了。不管是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都不对，这两者之间的符号是从属号，而不是等号。

        太好的小说不适合改编成电影，因为太好的小说，里边很多太好的东西是在故事以外的，而电影，那部分东西表达起来总会有些牵强。太好的电影，也不那么容易拿来说，能说的，说得出味道的，多半是些有可批之处的片子。很早以前就想写篇关于《地下》的东西，但电影看完第2遍了，还是写不完，写来写去，就围绕着一个好字，连自己都“好”烦了。而且，像《地下》这类电影，是大多数人看过了都会觉得好，我也一样，但是总会因为很多不相关的政治因素，成不了我们心底“最”喜欢的电影。对于我，可以一遍一遍看，每回看完还是觉得好，而且越来越好的，最近可以说的，就是阿尔莫多瓦的《对她说》以及《回归》。《对她说》于我，就像避难所一样，受了委屈也好，想逃离人群也罢，只要那么一个人窝着看完这部片子，我就会觉得温暖。而《回归》，就属于越看越喜欢的那种，喜欢它的节奏，它的叙事方法，它的一切。好的电影真的很少，那天同事说像《霍乱时期的爱情》那么好的片，这两年是很少，在我看来，是没有。很多看了觉得不错的，总还是少了点什么似的，味不够。

       以下是最近看片的名录和简评：

      《非诚勿扰》绝对够主流，虽然有点失望，但怎么说我都喜欢冯小刚，大陆所有我知道名字的导演，要我说值得喜欢的，只有他。虽然他也拍了绝对可以否定的《夜宴》，但是《夜宴》与同时期出来的《黄金甲》和《无极》，从美术上说，也要素净很多；虽然去年那部《集结号》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起码也是在向国际大片的靠近，从形式到主题。看完《非》，我开始怀念《甲方乙方》和《天下无贼》，于是又都重新看了一遍。虽然今天看片不像从前那样只会沉迷于故事与对白，虽然这些曾经让我如痴如醉的片子在手法和结构上不是那么经得起挑剔，但我还是喜欢，执着的喜欢。

　　《梅兰芳》　可能是太带情绪和批判的准备看的这部片，反而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差。只是太不喜欢孙红蕾，男的是他，女的是斯琴高娃，他们演戏很认真，很投入，但是太过了，这是一个演员的悟性问题。也不喜欢陈红，当然不会太喜欢小章，只是我觉得这部戏小章挺委屈，从出境率来说，主角真应该是陈红，只是导演不好意思而已。陈凯歌真的很聪明，这个时候拍了部梅兰芳，告诉世上人，他虽然拍了《无极》，但他还是那个陈凯歌，可以驾驭市场的陈凯歌，但其实他已经不是《霸王别姬》时代的陈凯歌了，同样的环境和题材，叫人如何不比较。这样落差的原因《梅兰芳》很清楚地告诉你了“每个艺术家都是寂寞的，谁要偷了他的寂寞，谁就毁了他！”陈凯歌的寂寞叫谁偷走了？

       《格莫拉》 2008年欧洲最热的电影，看了，本来名字都不想写在这，但看了还是写出来吧。有人会告诉你这部片子好，但是我不喜欢，也没有什么与我的生活、情感有任何关系，说手法，差不多的片子，我觉得《上帝之城》更好。

        《午夜的巴塞罗那》这部要定性，我觉得可以说是文艺类的贺岁片。漂亮的风景，漂亮的房子，漂亮的阳光，漂亮的女孩，一切都赏心悦目，再加上一贯的伍迪．艾伦风格，在这样寒冷的冬天看这样的片子，让我禁不住幻想自己在哈福后门的星巴克边晒太阳边看《纽约客》。

         《香料共和国》　又是一部好看的东欧片，我个人其实很拒绝这些老人与小孩的电影，包括《天堂电影院》，我也从不觉得它有很多人说的那么好，太多刻意煽情成分的东西让我有种本能的排斥。但是这部，我喜欢它胜过《天堂》，故事拍得很紧凑，这点就比《天堂》好。都是最后遇见小时候初恋的女孩，这部也比天堂好，“别回头，在站台上回头就给了那个看背影的人承诺，千万别回头。”于是就这样看这心上人远去。这部片挺好的，内容上可圈点的东西很多，手法也很浪漫，值得推荐。

         昨夜去看木玛演唱会，激情中度过了3个小时，新年这样的开始，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奇怪且让人常抱愤慨的2008终于过去了。2009，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应该是热血沸腾的一年，要面临更多意想不到的挑战，面对周围环境的种种危机，是死守底线，有责任有承担地活着，还是突破底线，用“生存”这个人人可以理解，一部分人可以原谅，一部分人站在高处鄙视的词作为自己行事的借口，我们拭目以待。

         昨夜木玛的话不多，唱最后一首歌之前，他说了一小段，“希望大家新年快乐，看清所有的事情，之后还要快乐！有一双刀子般刁毒的眼睛，和一颗永远浪漫的心！”最后一首歌，是suede的<so young>。同样的，我把这句我很喜欢的话写在这，送给我所有的朋友。还有这首听过无数次的歌，我真的希望这样一首歌，起码在听到的那一瞬间，可以让充斥在我周围的那些虽然年轻，但却又从未年轻过的脸和脑子，在这么一刻是可以换新颜，闪金光的。

        很久没有看过像样的乐队，像样的演出，虽然喜窝的音响向来不敢恭维，但是昨天 ，就跟着他的情绪在那儿歇斯底里的时候，还是让我深刻觉得自己被台上散发的巨大磁力吸引着。千万种悲伤中是可以有强大的悲伤的，喜悦也有强大的喜悦，所谓艺术的感染力，其实也是情绪的感染力。所有文艺工作者，从事条件摆第一位的，永远应该是：有一颗强大的心。

        2009年，我希望自己更加勇敢，更加理性，让所有流逝的时间成为有意义的元素，组成属于我的，彪悍的人生。

       这个歌名取得真好。有一段日子，经常听不同的人说起周云蓬，但真的感兴趣，还是早几天听到这首歌。刚看到歌词，我面露微笑，往下头看，到了那句“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情绪转为落寞，后来和小t同学说起，才知道他听到这句的时候哭了。可能每个人对分手恋人的态度不太一样，对于我，更能产生共鸣的应该是蔡健雅唱的“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仇深似海，是个太严重，太耗精力的词。

                 不会说话的爱情

                 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没有窗亮着灯 没有人在途中
                 我们的木床唱起歌儿 说幸福它走了
                 我最亲爱的妹呀 我最亲爱的姐呀
                 我最可怜的皇后 我屋旁的小白菜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我们只能在彼此的梦境里 虚幻的徘徊
                 徘徊在你的未来 徘徊在我的未来
                 徘徊在水里火里汤里 冒着热气期待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比起我喜欢的诅咒、万晓利以及李志，周云蓬多了点底层生活的忧伤，总是可以让我想起曾经和小M姐聊过的，那些在臭水沟边喝劣质白酒的文学青年。而我的万晓利们，却是让人觉得干净且温暖的。所以，听周云蓬，我始终只能站在猎奇的位子上调侃。在中国，这样的歌不多，好歹有些文青气质和才华，用淫而不荡来总结，还是说得过去的。可能我太不认同他的悲伤，让喜欢他的人觉得我用词不当，氛围也不当。其实大凡民谣类的音乐，或者这种气质的电影，都挺好总结的，所有的情绪，差不多都是对离去的不舍和乡愁，对未来对前进的向往及恐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听或看都可以很快很容易被吸引，就像发掘或制造这种情绪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人，都会很容易被接受，而听多了，看多了，到了四、五、六或者更多的次数时，再要心底柔软，眼睛哭红，需要的真诚是很难达到的，而且，有多少艺术家在真诚这个词上可以做到永远一如既往呢？数来数去，无非就那几位可以承担伟大二字的神。

       因为我的引述断章取义，让小M同学说读这首歌像是读未删节版《金瓶梅》，我后来一想，还真的想知道周云蓬是什么时候变盲的，怎么会知道“雪花白”，而且为什么要写是“红肚带”。这些颜色在一起，真的很难看。

       因为这首歌，我想起读大一的时候，学校艺术节要拍系宣传片，我那个时候想了很多版本，其中有个叫《追忆篇》，开场是在白色的屋子里，白色的床，白色的被子，被子在动，没有声音，但看得出是两个人。然后是这两个人一男一女，各自用毛巾裹着坐在地上抽烟，沉默了好久之后，女的问一句：“你在想什么？”男的回答：“版画系。你呢？”“和你一样！”当时小T同学很兴奋，说真的很好，让我得意了很久，连演员都想好了。结果当然是终审不过关，得到的评语是：“都以为版画系是干嘛的呀？”都说了是追忆篇，激情过后留下的只有对美好大学时光的思念，多好的版画系啊，让人这么看重。毕业于师范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是不会理解的。

       到达成都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多。对我来说，最希望介入一个城市的时间是早上。因为待在自己的城市是不愿早起的，从来无法享受那种悠悠闲闲，干干净净的从容状态。所以总是希望在其他城市和这样的清晨撞上，作为长途跋涉后上天的佳礼。 

       十点多，不算太理想，但还好，总比黑了天，还得拖着行李寻找旅馆，看疲惫的城市还有疲惫的自己要强。而且，将近九点从广州坐飞机，不用赶天不亮的红眼，到达成都也还是精力充沛的自己，城市和自己的状态相符，算是个不错的开始。

                                                                                          一 锦里

       对这个城市，我的期望值很高，光从文化角度来说，她名声在外。从古至今，大凡名诗人，多多少少和这座城，这块地方扯得上些联系，于是，我带着太多文学理想奔赴这座城。从飞机场出来，便直接打车到大门鼎鼎的武侯祠，在锦里寻找住处。从住宿登记到放下行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就迫不极待地希望看到叫做“清明上河图人间写真版”的锦里，但在进入那条街的第一分钟，我就觉得要么是自己期望太高，要么就是被那些外在的宣传骗了。不错，这里有一条街的仿古建筑，有按着《上河图》依葫芦画瓢，建成的小木桥和戏台，但街上卖的是只有游客才会买的熊猫公仔和骗人的手工艺品，戏台上唱的也不是地道的川剧，而是一群穿着粗糙不堪的戏服的女子，在向戏台下的游人抛着人造鲜花。锦里，是个成都本地人不会来，也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成都市政府建着她，用外地游人的钱，解决本地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地方。

                                                                                             二 成都

        对成都的印象说不上好，但是也不讨厌。在这里前前后后待了五天，得到的最后结论，是这里像极了我的家乡——长沙。长沙和这里一样，有很多仿古的街道及建筑；路上跑着的20万以上的车不多，大多都是十多万的家庭型，人民过着知足的小康日子；吃饭不贵，两个人想吃100以上比较困难；东西口味都很重，很多辣椒很多油……

       但是，成都实在有一样，让我印象深刻，不得不说，而且，绝对有别于其他的城市。那就是这里的女人。都说成都美女多，这话不假，走在任何一条街上，都可以看到皮肤好得让你愿意用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来交换的女孩子，她们是用未成年小孩的皮囊包裹着成熟身躯的妖怪，那层水蜜桃颜色及质地的皮肤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她们，绝不足以让我给出那样的评价，因为，在成都，最吸引人的不是她们，而是那些长她们十多岁，30到45左右的女人。那些女人们抽烟，在几乎所有的公共场合。坐在的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你旁边那部小POLO上，有2个女子，她们在红灯时间，打开窗户，用她们修得漂亮修长的手，伸出窗外，熟练地弹下烟灰。在露天的茶馆，那些女人们和其他女人，或男人，一桌一桌，说着像唱歌一样的四川话，她们喝着并不能用来品的大陆茶，抽着不超过20块的香烟，穿的也绝对不是4位数的衣服，但是她们好看，那种好看说不上优雅，但是真的地道。不像广州女人，一看就觉得在家煲多了汤，忘记了社交；也不像上海女人那么疲于拼命地赶着美丽和精致，仿佛生命一切就是拿出来给人看的，让看的人和自己都辛苦。成都的女人，就是这么熟练地抽着她们的烟，在茶馆打着她们的扑克和麻将，然后到了时间，就会开着她们的小polo接孩子放学，回家做饭。她们不胖不瘦丰盈的身材再配上她们那经老的白皮肤，真好看。难怪，我亲爱的同学来过成都以后，语重心长的对我说过一句：“成都的男人很辛苦。”看来，不光辛苦，辛苦的年月还很长。

        如果要用音乐给这个城市配基调，成都是绝对不会与布鲁斯、爵士以及一切交响乐拉上关系的。这里虽然悠闲，但是是绝对没有太多资产阶级情调的地方。就连我在这里喝的唯一一次咖啡都感觉格格不入，怎么都不对味。那些想引进subway、甜甜圈，或者其它老外热衷，中国小资也热衷的品牌的商人，趁早，别来成都。这里有林志玲代言的面包店，但是里边生意惨淡，这里的人对自己的饮食执着的热爱和坚持，连包子里都放花椒粉。这里不像其他的二线省会城市，对世人表现西化和现代化的强烈欲望，但强烈欲望的表现又往往是抹去过往，对文化产生缩减矮化的效应，待到有所认识，又去修建与文化毫不搭调的仿古建筑来填补失落的空缺。成都虽然也很多仿古街道，但我觉得她不是，她不是如上所诉的那样的城，建筑再现代也好，再怎么仿古也罢，这里的人，有太根深地固的生活模式，是任何建筑，任何当局者想当然的举动都无法一天两天改变的。或者，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这里的人，那样发自肺腑地爱着他们的城市，他们那个在我眼里并不见得好过广州的成都。

                                                                                          三 小酒馆

        在成都最开心的时间都是在这个酒吧度过的。对于我，那是我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唯一有所怀念和归属的地方。太早太早就知道这个酒吧，她那么有名，让所有热爱摇滚和艺术的人对这里心驰神往，各怀各的目的，或者想一睹张小刚的原作，或者想亲身体会中国摇滚之母一手操持出的成果，在放肆的音乐与嚎叫中释放最激昂的灵魂，或者对她的背景一无所知，就想看看黑夜里，一群疯子，在里边跳跳叫叫。除了第一种愿望，因为现在张小刚的画实在太贵，所有的原作都换成印刷品了，其余的，基本都可满足。

       找到小酒馆，真的不容易，我们先是打的，司机完全不知，把我们放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方就不负责任的跑了，然后，又还是打的，的哥连那条路都没有听说过，然后我们问巡逻的交警，问在路边花丛练习抛酒瓶，猜想身份是酒保的男生，问小食店老板，最后还得靠自己的脑子和运气，他们告诉我的那条街和我找的那条相差一个字，相聚路程步行不到十分钟。我突然觉得在成都做文化好难啊，那么有名的小酒馆，那么如雷贯耳的小酒馆，在他们本地人的生活中，却敌不过一个小火锅店那样让他们熟悉和热爱。文化，并不是如我所想的那么被人需要，那么被人重视和尊重。

       我知道小酒馆周末的演出是晚上八点半开始，但是因为路上坎坷，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快10点，正好赶上一场演出的高潮。可能太习惯广州硕大无比的酒吧结构，这里比我想象的小。酒吧在一个安静的居民区一楼，我们到的时候，门口围着很多人，身上打钉没打钉的都有，反正裹着大羽绒的我和小白是这堆人里穿得最正常的，当然，在这里是最不正常的。门口有漂亮的烟熏小姑娘收门票，30块一个人的入场券，交了钱就在手背上盖一个章。来的什么乐队我不清楚，反正不是大牌，迷笛上也没见过，但是气氛还是很HIGH，这场的主题叫“为了没有暂住的城市”，是反对城市暂住证政策的。我们在角落里找个位子坐下，叫了两杯杰克丹尼，我不喜欢这样政治意味强烈的重金属音乐，但是我喜欢看着下边一大群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穿着古怪，他们留着雷鬼头，他们扎着几百个小辫，他们每个人都自顾自地在那儿high着，扭着，或者在吧台摆酷，或者三五成群的在那侃着地道或者不地道的京片，女孩抽烟动作都很老道，不管是装出来的流利还是真的老烟民。我就穿着大棉袄，运动鞋，坐在这样一群人中间，他们看着我奇怪，但是我自己轻松自在，像看话剧一样看着他们装。当身边都是可欣赏人类的时候，真的很快乐。会有人忍不住，对我们说“hi,哥们混哪行的！”然后我也会用半生不熟的京腔回答他“画画的！”身边很多人都是正在画画或者曾经画画的，见到有人和陌生人说开来，就也会加入进来，交换着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信息，有想法或者等于没有的想法，为一些回家后想起不觉得好笑的笑话哈哈大笑。酒吧就应该是这样的地方，而不是像湖南或者广州那种，点一瓶酒，然后摇骰子摇到把酒喝完，跑到舞池看能不能揩到点油，所有的人都衣著光鲜、漂亮，确丝毫谈不上任何个性，我讨厌那样的酒吧，更讨厌有人把那样没文化的东西叫做酒吧文化。我和小白总结说好酒吧就是可以和穿着大棉袄的女人侃京片子到打烊。谈论一切与柴米油盐无关的话题。

                                                                                           四 老小酒馆

       其实还是小酒馆，因为是玉林路的老店，为区分，叫它老小酒馆。离开成都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在这里过的。本来是要去白夜的，到了白夜门口，从落地玻璃外看到漂亮的翟永明坐在窗口，里边就她这一桌，5个人，有男有女，没有酒保，也没有开灯，及其诡异，如果不是她的熟人朋友，我想任谁也不会进去的。她真好看，隔着玻璃也好看，她穿一身黑风衣，带黑色帽子，就算灯光昏暗，就算你不知道她是翟永明，她也有足够的能量吸引你那和她隔着玻璃的眼球。美女的威力无穷。诗人翟永明和美女翟永明，要我选，没有商量，不用思考，一定选后者。

       老小酒馆和白夜相隔不到100米，虽然没有演出的夜晚会安静很多，但是在寒冷的成都的冬天，走进去，还是会因为那里的人气，让我觉得温暖。成都不同于广州，除非最中心商业区，不然晚上8点以后，街上人迹罕至。因为没有现场演出的情绪催化作用，这里和一般的咖啡厅区别不大，除了有很多当代艺术的画册。酒价及其便宜，10元一杯扎啤，要在广州卖这个价，会有人觉得是假酒。没有最低消费，也就是说，10块钱，就可以在这坐到打烊。但就是这样，位子也还是不满。不知道张晓刚自己现在还来不来这，要是我今后也有一间这样的酒吧，看到里边坐着各种各样热爱艺术的人，在这样一个我精心营造的地方吹牛谈天，我一定很有成就感。要是我的画也卖他那个价，我的啤酒也只卖10块钱，在广州都只买10块钱，用一张画，养它养一世，等我不在了，喜欢它的人继续养，一代一代。让生活在这里喜欢它的人觉得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让向往它，了解它的人，对陌生的城市有期待。

       我和小白看着窗外一排时尚女装店，在我的提议下，开始猜测它们的前世今生往后，“那家叫做伊莲娜的，5年前是个豆浆铺，再之前是旦旦面店，再再之前是卖布的，再再再之前是国营书店，卖毛主席语录，……现在的生意不好做，顶多再撑个一年半载，可能就要易主，改名娜伊莲，再做个一两年，可能政府征地，从此不复存在……”几乎所有店的最后结局都是不复存在，不是我们没有想象力，而是流芳百世的想象来得太没有底气，没有基础。所以，我才更加强烈地希望小酒馆一直开下去，甚至连装修都不用与时俱进，因为与时俱进对于在这里泡着的先锋人类来说，本身就是落后了。

                                                                                           五 九寨沟

       我从来不是描写景色的高手，甚至说能力欠缺。对于我，旅游时的景色是用来欣赏的，仅仅欣赏，甚至连照相机都不拿。所以，像在九寨沟这样的漂亮地方，旅游方式很简单，最好的度假酒店，当地最好的美食，然后就是平常舍不得买的软包胡蓉王。最好的时光不在沟里，沟里景色虽美，但是不准抽烟，虽然游人很少，但是当你刚刚安静地坐下不想被人打扰的时候，还是会有人在你身边拍照说话。而在天堂酒店，除了服务员和泡温泉时看到的2个美女以外，再也没有看到过其他人，好像我有钱到可以包下整个酒店一样。我住的山景房，坐在房间外的木头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雪山，平台本身也在山上，红叶环抱。我就这样穿着大棉袄，坐在平台上晒太阳，喝咖啡，看雪山，抽烟，看烦了雪山就看手边的《伊斯坦布尔》。在这本书之前，帕慕克已经出了好些本书，但是这是我读他的第一本，就像读《荒原狼》的时候一样，我懊悔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遇见这些作家，曾经的某个时刻，你是那么需要这样的文字给予出口。因为这本书是写伊斯坦布尔的，深入血脉，不同于林达的游记，虽然林达的也很好，但那毕竟是个外人用旁观的眼，冷冷地看冷冷地想；而这本，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者伴随着这座叫做伊斯坦布尔的“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的城市那排山倒海似的忧伤。随着页面地翻动，我开始了解这个名字好听的城；就像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我的眼我的脚，我开始了解陌生的成都，陌生的九寨沟。书里说：“康拉德、那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为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像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于是，自不量力地问自己属于哪种，发现哪种高度都没达到。中国到底还是欣欣向荣的发展中国家，到哪里都感受不到城市的忧伤，那些强大的“和谐发展”强大到可以掩盖这个民族经历的所有创伤。从九寨沟回成都坐的汽车，一路经过的是前段时间还媒体能见度极高的北川、绵阳、江油……算是深入灾区了，但可以看见的除了路上清一色的鲜艳党旗，清一色的活动板房和加紧施工的场地外，别无其他，连司机说起自己20多天待在车里睡时，都有种没有受难的幸福微笑。我后来想着，也好，对于一个老百姓，能要求什么，都苦大仇深地看着你？而且，当我看到那么多活动板房的时候，真的有种想去发钱的冲动，虽然我没有钱。但是就算真的带着钱，那么多家，你敲开谁的门呢，而且，我凭什么可以用那点道德优越感去当着那些受难人的面，招摇自己施舍的动作呢？所以，在这样国家，所有的痛也好，苦也好，最好不要那么敏感，最好，是可以用“比死去的人强多了”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连就在眼前的灾难都如过眼云烟，城市经历的伤，又怎会不像早就长好肉的疤，装饰般的留着。

       现在是冬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赶上一回九寨沟的秋。颜色本来浓烈的季节，到了这，应该差不多都像浓到假了，但我还真的很想看看假的真山水，看在那样的颜色里，悲观得像我一样的人，可不可以欢愉到没有一丝忧愁。连着两天进沟，都是小白拍他的照片，用各种不同快门和光圈提高自己的实战技术，而我，走我的路，看我的风景，累了，就坐下来等他，坐下来思念隔我千里之外的人。每回出门，我都会带着这些小思念小情绪，好像只有相隔着这些距离，才够焦灼，够暧昧，够文艺。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也真是，一边矫情也就罢了，那就自顾自地矫情去好了，但是我不行，我还得在旁边清楚地知道这是矫情，但又欲罢不能地矫情着。这也是我喜欢王家卫的原因。所以，我觉得纵使有千万种理由精神分裂和自杀，如果轮到我，觉对与爱情无关。这种情感对于我，底色都是让我愉悦的，就连那些blue得很严重的痛苦、忧伤、思念、求之不得……看开了，也还是爱情这种美丽情感的一部分。当然，我所说的一切是精神领域，这是这个话题的基础。

      在这样的景色里，如果可以抽上一支烟，看着飘散的烟，思念一个人。说起来让人想入非非，做出来，连自己都陶醉，最后分不清是爱上了爱情，还是爱上了人。

                                                                                            六 爱情故事

       在九寨沟的日子太美，相信以后回想起来更美。远离尘嚣的生活让我总是想象这个爱情故事。故事很简单，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谁也没有说喜欢谁，但是谁都喜欢谁，不过男的有家有小孩，女的有梦有理想。后来女的出了国，用思念划了一条很长的弧线，虽然身边有很多朋友，有精彩的生活，但是，强大的思念让她有种旁人永远夺不走的孤独。后来，当然是俗气且美好的学有所成，但是学有所成之后，有个很不划算的爱好，每年要回国印刷一大堆成本颇高的小册子，而且，日夜蹲点印刷厂，原因是她知道那个男的每年会在印刷厂印书，可以和他从不期而遇到把每年的印刷厂一周变为情感周年归期。克里姆特爱情故事现代版和《廊桥遗梦》现实版结合体。编完以后发现漏洞百出，既然思念给她力量，而且我想出来的人也想必和我一样不会为爱情要死要活，那么这样享受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回来呢，看着那个男的一年一年变老还是给他看一年一年变老的自己？或者，就是要捅破美丽和幻想，让轻盈的思念变的凡俗不堪，然后用米兰昆德拉那句几乎是人皆知的话结尾：“XX为什么要回来呢，只因昆德拉先生告诉我们，最不能承受的是轻而不是重！”

      第一种，太蠢；第二种，一个这样的小破故事太不足以承载这个其实一点也不普通的句子。

发现一个好玩的！

        最近身边挺多人和我聊《画皮》的。本来没打算看，但星期天闲着，也就还是看了。刚上映的时候，看到这个片名，我老按自己的幻想构思这部片子。这么一个深入人心的故事，其实挺好拍也挺讨巧的，怎样的叙述方式，人们都有能力接受。我开始想着，既然是画皮嘛，又宣传说是恐怖片，那就把力量放在这个“画”上，为什么画，怎么画，每次画有多痛苦，大可以拍出安徒生美人鱼化成人身跳舞的意思，当然，还要现实点，表现些从古到今，历久不变的人性。但是这个编剧的思维方式比我简单多了，硬是把这么好的题材拍成了一部简简单单的多角恋片。除了那一幕不到20秒的脱皮戏，整个与“画皮”没什么联系，叫《人妖多角恋》还贴切得多。我大概理了一下，简单地说就是甄子丹爱赵薇（抱歉，我实在记不全戏里的名字），赵薇爱陈坤，陈坤爱周迅，也爱赵薇，蜥蜴怪爱周迅，孙俪爱甄子丹。为什么爱，怎么爱，电影都没有说。只有赵薇把老公都往妖怪怀里推了，一头白发，两眼流血地对妖怪说了一句：“你永远不懂爱！”要是我当时在喝饮料，十有八九是喷了。

      今天在公车上，我突然想起这部片子，觉得五角恋这个说法还不是很过瘾，应该叫大奶和二奶的故事。二奶要做大奶，大奶不愿让二奶做大奶，但是二奶懂法术，大奶只好退出斗争舞台。其中，大奶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自己还没有弄明白怎样做才对老公最有益，却急着当古代刘胡兰，“牺牲不要紧，爱情价最高”。当然，周迅演的二奶也不聪明，莫名其妙的喜欢上一个男人，以为自己懂得了爱情，其实是想体会一下做人的感觉，爱情不得，却又稀里糊涂用千年修行救了这个男人，变回小狐狸。这故事既不浪漫，也不现代；既不真实，又缺乏想象力；不恐怖，也丝毫没有美感。但就这样一部片子，还有那么好的票房，在宣传成功之外，就是世间拥有足够多不具理性思考能力与批判精神的小女子，要骗她们的眼泪和金钱都是件太容易的事情了。

       这些年的国产片，除极少部，大多都够资格再拍一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那样的恶搞解释片。今天下午还在戏说的“文青”和“奋青”的区别是装X和傻X，其实不管是“装”还是“傻”，放到近两年的片子，都可逐个对号入座。最好玩的，是永远有人买单。

        已经在博客这个世界里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家里的防火墙阻挡了MSN，没法登录space，更给了自己一个可以不更新的借口。毕业两年多，很久没有这样长的时间待在家里。长沙的日子真的很舒服，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始看书，累了看张碟。中午给自己做两个小菜，一边吃一边看锵锵三人行。下午还是看书，看到太阳快下山，便打开音响，坐在阳台上看爸爸养的鱼，看江，看夕阳。晚上，要么陪父母散步，要么和他们逛街，妈妈总是羡慕那些女儿在身边的阿姨们，可以有女儿陪着到处逛。但我一回到长沙，最喜欢的还是待在家里，因为对我来说，广州的住所，仅仅只是住所，从功能到情感。而且，长沙，爱着的，吸引着的，也只有家里了。还有的就是那所刻入记忆、成为过去式的中学。对这个城市的感情很特殊，在外边的时候，总会念着它的好，念着那些好吃的小吃和饭店，念着漂亮的公园和宽敞的街道，不忘这个偏安于内地的中等城市拥有的超前卫时尚态度，但是真的回来了，在街上转一个圈，或者约会一下曾经和你齐头并进的同学、朋友的时候，就又开始庆幸自己没有留在长沙。如果留在那，可能现在也和街上的美女们一样，背着不知真假的LV，穿梭于解放西路不同的酒吧，迎面走来的都是熟人朋友，今天喝芝华士，明天喝杰克丹尼。或者还开着一部小丰田，和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奔波于城东到城西的大小服装店。每每看到这些的时候，我都很骄傲，好像自己因为还有那么点梦想，那么点文雅的爱好，可以从那样的人群里区别开来。因为对安定与舒适还没多少期盼，我可以判断自己还年轻，用新概念里那句话叫做“has a glorious future before him ”。

       在长沙这段日子，坚定了自己的方向，想通了一些本来觉得很要命的问题；看了很多一直想看而没有看的影碟，以及一些不小心碰到的好片子；看了五本书，看杂书的时间与精力本就珍贵，能够看完的，都不会太差。手机很多天都关机，我真的很想这么一直关下去，谁也找不到我，只有我找得到别人。很多天没有坐在电脑旁，不用坐在电脑旁真的很幸福。最值得说的，厨艺大长。我真的很喜欢做菜，很喜欢很多人来家里吃我做的菜。

      （意外收获，看到莫奈、高更、雷诺阿、透那、米勒、毕沙罗、劳特累特、德拉克洛瓦、蒙克……的原作，兴奋得一踏糊涂）

       从零晨12点到现在，四面八方的短信不断地告诉我，这个日子他们记得。发短信的人里，有天天混在一起的密友，也有几年不见的友人，让我着实感动得一塌糊涂。这个生日真的过得好长，从周四到现在，有人笑说是大庆三天，而且前天玩得太HIGH，以致好心的朋友提醒我今天别太疯，身体要紧。其实今天是简单地过的，早上睡到自然醒，看了一个钟头英语，然后去我最喜欢的老餐厅吃了一份牛扒，买了一件打折的睡衣，晚上去大排档喝了喝汤，然后就是希望赶在今天结束以前写一篇博客，仅此而已。这也是我最希望的状态。

       活了25年，用5年计划来说事，这实在是一个节点，从20岁到现在，真不敢对自己有任何恭维，尤其早两天看到那么多86的才子、美女。86年的都在读博士了，受打击之余，只有努力再努力。从今天起，就正式进入走向30的五年计划，从20岁到现在，用弹指一挥都觉得慢了，再这么一挥手，就是女人30了。不过想想自己这5年，从性格到思想，里里外外，改变又何止一点点。所以，有理由期待，下一个5年，至少回首时不至于今天这般苍白。就像现在对周围大小环境的不得已，不情愿，希望改变出现在第二天，在下一个钟头，下一妙钟。闭上眼再睁开的时候，已经是一种融和、自由、充实而有意义的境况。在一生的黄金年龄里，我要的远不是漂亮衣服名牌包那么简单。

       早些天，被下总结说“一半投入，一半观望。分裂又不彻底，进不去也出不来。”其实在个总结真的作得很有才，也非常具有普众写照性，但后来我想想，觉得还是得分年龄说，比方到我今天，还是有太多可以全身功进的能力和冲动，是不是30岁的人也一样，我不知道，还有待时间验证。但是不管每一次投入的结果是好是坏，对这个结果的消化能力却是素质问题，我们不可以说一个人消化得快，他就比那个第二天还在腹胀的人吃得少。（这段话写得有点玄，我不想再细说琐碎的来龙去脉，但我知道有个高智商人类会微笑，她知道我在说什么）

      去年生日的那篇写得很煽情，那是那个时候的状态，但此时，我真的连一点小忧伤都没有，心静如水。为形式，我曾付出过太多感情，该high的时候high，该简单的简单，才是符合现实的好状态。

      今天终于明白，陈奕迅那句：“你不要失望，所有的荡气回肠是为了最美的平凡。”在任何人生领域都适用。

雏菊版

         今天老师在车上放的许冠杰，前段时间博客的背景音乐也是许冠杰。他的黄金期我没有赶上，哪怕今天提到的他后来的谭咏麟以及和谭咏麟并称的张国荣的音乐黄金期，我都没有赶上。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好的音乐和人的相遇是种缘分，注定遇到的，会自己找上门。第一次觉得许冠杰的歌好听，是03年夏天在深圳，繁华的罗浮区，一边是五星的香格里拉，一边是卖着浅水皖鱼鱼生的大排档。我坐在路边的便利店门口，一边啃鱼蛋，一边看着大排档的打工仔冲洗地面，准备收档。满是霓虹的街道，也不知是哪一家，开始放许冠杰的歌，后来我才知道那首名叫《沉默是金》。现在想起那幅画面，觉得一切都来得恰到好处。

回头看2003，香港的经济陷入谷底，加上突如其来的SARS，可谓诚惶诚恐。华星倒闭，罗文、张国荣、梅艳芳相继去世。对很多人来说，倒掉的不是一家唱片公司，去了的也不单是一个歌手，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香港音乐经历了卢国沾、黄霑、许冠杰、郑国江、黄家驹，这样一个长长的热血理想期之后，终于连同这些名字背后的英雄气概、民族情怀、草根情结、理想主义……一并，成为老人们对岁月的回忆。

香港，自从九十年代的过渡期开始之后，就已经不再是草根的城市了，主流声音开始中产化。其实，这个只是时间的胜利，历史并非特别偏爱精英主义,，而是因为最香港化的制造，其本身就是商业与艺术，政治与人文，中国古典与后现代殖民地的妥协结晶。你就算能从石头记，情探和淫红尘里追溯到任白的剑雪浮生，又有什么希奇，香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骨子里都是同一类人，包括王家卫、林夕、张国荣和陈奕迅，香港一定会选择他们这种气质的人走到台前。因为漂浮无根的阿飞永远比志在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在香港有共鸣，同样地，在内地的大都市里，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疏离的年代，也是一个迷茫的年代，因此，哪怕我们有过斗士的一面，久了，也不再需要沸腾的热血。因为，我们都在老去。

十年前，在我还整天听着张信哲情歌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懂得郑国江和许冠杰身上印证出的人生真谛；即使马路上到处都放着陈百强的《一生何求》，也不会像在今天听到《金鸡》片尾响起这首歌时拥有共鸣；从第一次看王家卫的电影，被眩目的画面吸引，到今天真正体会到他电影里城市与人相互认同，十年前不需要的东西，可以成为如今独自点烟时的支柱。那十年后，或者像长辈们今天缅怀梅艳芳、罗文、张国荣一样，从陈奕讯、张学友、刘德华、……等等伴着我们成长的一代艺人生上，读到更多真切的生老病死，在感叹世事无常，或者更深切地觉得那才是生命常态的时候，还可以不麻木地去感伤，却又对将来的每一个明天依然持有信心？在远离英雄们的时代里，却有英雄的力量随时自救。

林夕当年替罗大佑在《新生代》里写到：“苦海中找不到救世的父，孤雏都会靠自我去保护。青春的沧桑刻满脑经验，春秋的对错时间会分辨。”今天看，似乎成了对这个时代的预言。

         接到友人的电话，足足二十分钟，谁谁谁回老家了，谁谁谁结婚了，谁谁谁小孩半岁了，谁谁谁开公司买车了，谁谁谁出国硕士要读完了……他在那边说得宛转、恺切，我这边听得入神，听得凄凄。翻开满卷的唐诗宋词，无不是对时光流逝，光阴易迁的感慨，大的是国破山河在，小的是人去楼空又一年。这种传承一直到了我这，脱掉身上的LEVI‘S，其实没有多少是不一样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用三个境界来说为学：“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作为“为学”，这是递进式的渐入佳境，但如果把它用到人生之境里，我想很难有人一生可以用最后一境得来完满收场的，一般，还得加一境，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一境，足把中国人骨子里的清醒、冷淡和无奈说得清清楚楚，可怜巴巴了。

         像我这种已独自在外多年，背景离乡久已的人，到今天还是那么容易被往日的人情事牵着走，实不应该。但有的时候，就是那般莲子银耳羹，稠乎乎的，萦绕不去。这边还在望着昔日的故人提着一壶茶，和你屈膝而坐，细数别后风尘；而另外那边，却已是柴米油盐，早已被生活磨得失了光彩。最悲的不是人还在，心已远；最悲，是打开来，还是那颗心，只是外边已经包了厚厚的茧。

         怅然若失，是吧，怅然若失。看着身边一个一个远走的朋友，在感叹他人前程，现实残酷的时候，或者说还来不及感叹的时候，我今早的容颜已老于昨晚。

Let me think that there is one among those stars that guides my life through the dark unknown.

我好想

在那繁星之中，

有一颗

来指引我的一生，

走过未知的黑暗。

                                    ——泰戈尔《飞鸟集》第142首